2012年的开年注定是个热闹的开年。韩寒与方舟子的争斗从简单的双方博弈渐渐上升为对言论自由限度的大讨论；经济领域的吴英案因其量刑问题成为了开年一件重大的法治事件；而二月一日广东乌坎村村民选举委员会的直接选举也同样牵动了许多人的心。一场村级选举为何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乌坎选举的背后又能折射出怎样的深远意义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实行村委会直选是村民的基本权利，保障村民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参与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然而，长久以来，由于上级政府的干预、农民政治素养不高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村委直选的不透明化和形式化，进而出现贿选、假选的现象。而乌坎村的这次选举之所以受到众人的关注并有机会成为我国基层政改的开端事件，就是因为其在选举公开化、透明化，以及农民有序政治参与上所体现的进步。
二月一日的选举于早上八时开始。据统计，乌坎有选举权的公民为7688人，到投票结束共收到有效选票6280张。这场选举的看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设立了秘密写票处，二是全程向国内外媒体开放，三是投票秩序井然，农民投票积极性高。这三点中，第一点体现了对村民选举权和隐私权的尊重，第二点体现选举透明、监督原则，第三点则是打破了长久以来“低素质无民主”的论调。
在乌坎选举之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广东走访了企业、村庄。在广州市江高镇水沥村考察时，温家宝说：“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应该看到，绝大多数群众是有眼力、有识别能力的。”不管中共当局对这次乌坎村选举的态度如何，至少，它已经在很多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在当前社会矛盾突出，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是具有重要启示作用的。
在国外的一些新闻网站下的评论里，常常可以看到很多要求推翻中共统治，掀起人民革命的评论。然而，我不认为革命是解决当前各类问题的最佳途径，相反，是最糟糕的办法。杨小凯先生在《中国政治随想录》里说：“革命只会复制专制……革命和改朝换代根本不像史书上说的那样灿烂辉煌，对大部分人而言，它意味着生灵涂炭，意味着人的征服心、损人利己本性的大发泄。”自八九事件以后，中国的各种阶层，尤其是学生阶层，已渐渐丧失了应有的锐气、冲动和无畏精神。教科书里，他们学到的是改革开放的大好成果，当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他们也时常被要求明哲保身。少了知识分子阶层，便少了能凝聚共识的重要力量，而革命却是要凝聚共识的，否则到最后，只会是地痞流氓的混战，或是遭到国家机器的残酷清算。
那么既然革命不行，改革便成了唯一出路。有的人认为，应当无条件立即开放党禁、报禁，实行政府领导人全国性的直接选举。这样的观点又未免太激进了一点。以开放党禁为例，成立一个党派必然要考虑到党派的性质问题，代表谁的利益问题。假设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与中共同台竞争执政权，这就势必会牵扯到国体、政体的问题，最后可能还是得回到革命的层面上去。因此，我们要理想主义，但也要放弃对理想主义单独解决社会问题的迷信。在《随想录》里，杨小凯先生又说“民主政治改革的条件尚未具备”，其观点可简要概括为革命不可取、私有制不成熟以及中共的朝代演进不到时机，他所说的实在可为真理。
现在的中国社会，缺少有足够分量和话语权的中产阶级，而这个阶级恰是推进改革领域中最肥沃的土壤。个人认为，中国的政改需要体制内外的力量循序渐进地推进，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切实保障公民的监督权，创造一切条件让人大代表敢说能说，让公民敢言能言。开放媒体新闻自由，让政府的行政真真正正置于阳光之下。良好的制度需要有效的权力制衡，一张反对票远比赞成票来得更有分量。
其次，健全的社会组织对于改革也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改革之一大关键就应当降低社会组织的登记门槛，鼓励社会组织的活动。社会组织是成熟的公民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仅能分担许多政府职能，而且普通民众也能通过参与社会组织的活动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也是对公权力监督的一支重要力量。
另外，改革还应当包含思想学术方面的进步，即加快高校去行政化进程，充分保障学术与思想自由。高等院校中充满各种富有活力的社会实验，以及持不同思想和意见的学生与知识分子，有思想火花的碰撞，社会才会更加多元，改革的背后才会有有力的智力保障。
至于选举改革的问题，乌坎经验已经告诉我们，素质论不应该成为不能推行民主的理由，只是我们需要耐心和时间去投入到社会改革的潮流中去。只有基层民主得到彻彻底底的落实，县市级、省级乃至全国性的选举改革才会有迈开步子的勇气。中国未来的道路还很长，在这条道路上，需要的，是我们逐渐成熟的公民意识和越来越富有责任的社会参与。
二月七日
壬辰年正月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