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创办《样范》

一段时间以来，有很多朋友就《样范》这本杂志问了我许多问题，我想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做一个交待了。其实关于这本小杂志，我起初是不抱有什么信心和希望的，纯粹是把它当做茶余饭后的玩物罢了。

我初中的时候和一群好朋友搞了一个叫ES的小团体，搞一些电脑方面的东西，工作就是装逼和故作技术流，当然主要是满足我当领导的愿望。到高中之后，这个小团体就没做过什么事情了，基本处于解散的状态。2010年时，那时我已成功的从左派转型为右派，并且渐渐对媒体发生了兴趣。当时我相当崇拜南方系，觉得这一众刊物怎么会这么敢做，怎么会如此给力。高三那年，我没好好读书，所谓针砭时弊和无病呻吟的文章倒是写了不少，只是满腹牢骚没处发泄，而且臣服于分数和排名，我也不敢轻易把有一些文章往考卷上写。于是我琢磨着往报纸杂志投稿，首先就想到了南方系，不过再想还是算了，在那儿写文章的都是大牛人啊，我这小辈往那儿投文章简直就是自取其辱。

所以，《样范》诞生了。我想办这样一份网络杂志，让自己有能够说话的地方，让我们有敢说话的地方。

我把这个想法给我的好朋友Stone说，我说我们以前不是有个ES吗，干脆把ES拿来“兼营”传媒业务吧。我们一拍即合。关于杂志的名字——样范，具体怎么来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当时有很多备选名字的这个情况是肯定的，至于为什么最后定下了“样范”，那就是个永远的迷咯。“样范”出自于长沙方言，意为外形、模样、态度，这是一个长沙人都熟知的词。每每听到它，我仿佛就好像看到了童年母亲训斥我时的样子，回到了在长沙市井街巷中穿梭的岁月。植根本土，体味基层，从来就是我，以及《样范》一直所追寻的理念和精神。

第一期《样范》非常粗糙，内容也不精。白色的封面上就印着两个繁体的“样范”两个字，或许就好像我以及无数个像我一样的人，苍白无力，但是前路开阔，尽可快意书写。《样范》一开始没有发刊词，现在我拿来作为发刊词的《自由思想》，是第一期《样范》的第一篇文章。我非常感谢Stone写了这篇《自由思想》。那时他要准备计算机奥林匹克比赛，而且他也不常写文章，能雪中送炭地给我这一篇，算是非常难得了。当时Stone问我，写什么好，我说，随便你吧。我还打趣道：“我们‘样范’秉承不审查，不删减的原则哦。”

自由思想，这既是《样范》的价值观，也应当是我们所有人所追寻的价值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陈寅恪先生墓志铭上的话，近一百年来，不断地为人们所提及。据说当年的清华大学的校训后面还有八个字，就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可见其重要的精神内涵。当代中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僵化灌输，许多人已经变得根本不会思考，不会判断了。这就直接导致了常识的匮乏，谣言的四起以及精神家园的空虚，他们的生活，如行尸走肉一般，毫无生气。可是有人觉得，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如果人人都有不同的思想，都有“异质思维”，那么社会秩序岂不会乱套？我非常反对这种观点，自由地思想原本就是我们的权利，它也是个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保留思想的自由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联合国于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里就写到：“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之自由。”自由地思想，这既是我们都应该接受的价值观，也是我们走向宪政民主之基础。只有我们自由地思想，才会有观点的碰撞，才会有左与右的争鸣，人的价值就是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体现的。纵使我们大都是是沉默的大多数，但是，沉默的人都应有着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精神家园。一个自由的思想者需要这样的一个地方。

《样范》是一本所谓的网络独立杂志。近年来，出现了很多由学生创办的独立杂志，譬如《北斗》、《独立阅读报告》等，并且这些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传统纸媒体和新兴网络媒体（如微博客）已经深入人心的趋势下，网络独立杂志的未来在哪里？它的发展路线又是否明晰？在当今中国，网络独立杂志还处于起步阶段，既缺少足够的气候，也缺乏必要的体系。气候的缺少，就决定了其受众的的范围只能局限于一小部分人，杂志的传播，也就仅仅只能靠朋友间的宣传或者网络社群上的分享；而谈到体系，这里我主要讲的是监管体系，网络独立杂志处于新闻出版的灰色地带，这就意味着它们要承受潜在的政策与法律风险，而杂志内容一旦拿捏不好，就或许会触动某些人的敏感神经，这在中国，是非常尴尬而危险的事。但是不管怎么样，网络独立杂志毕竟为志同道合的人提供了一个宽松、能随心所欲地说话的地方，提供了一个思维碰撞、观点博弈的舞台，这些，都是建设成熟而文明的公民社会所必需要的东西。

很多人会惊讶说，我办《样范》而我居然是一个工科生。然则文与理，其实与梦想并无多大联系。作家王小波就是从理科男转为了文科男。就现阶段来说，我有两个理想，一个是我的职业理想，做一名出色的机械工程师；一个是我的事业理想，就是投身新闻出版的大潮。职业与事业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其目的，都是奔着实现人生价值而去的。

最后我想说，我们的《样范》团队，仍然缺少给力的人马。我们没有像样的美术编辑，也缺少懂排版技术的文字编辑，还缺少伶牙俐齿的发行人员。在文章的最后，打个广告，欢迎聪明的你加入我们，让更多的读者看到我们的《样范》，以及真正的，青年人的样范。

四月十五日

壬辰年三月廿五

另寻沧海

    如果不是因为长沙古城墙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对自己的故乡长沙投以如此之大的关心。我在长沙生活了近20年，目睹了身边这座城市大大小小的各种变化。晚报大道从一片泥泞崎岖的土路，变成现在的直通长沙东西的交通要道；从前感叹从家里到一中要绕一个大弯，到年嘉湖隧道最终修成；还有武广长沙南站在黎托拔地而起。我一直这样想，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大，以后出门在外宣传起来也会更有底气。

    至于城市发展过程中对于老建筑的破坏问题，我从前是从来没有过多想过的。我以为，那些不过都是些可以轻易解决的问题罢了，那些钉子户要的无非是些钱，政府多给他们些便是。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习惯以距离的远近决定感情的亲疏，对于离自己身边比较远的东西，人也好，物也好，感情总是很寥寥，没有什么好因为它们而哭天喊地的。有点博爱精神的，至多，不过在它们离去时围观捧场，说几句客套话，也就算是很大的作为了。

    直到身边的点点滴滴消失在我的生活，我才开始有了那么一点“乡土情怀”。清水塘的离开就是这样的一例。她走近我的生活，又从我生活里悄然而热闹的褪去。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是没想过去清水塘路88号的一中的，南门口的那个中学其实是我的第一选择。那个时候我觉得，清水塘之地，文物贩子的聚会场所罢了。后来没想到因为一些机缘巧合，我在清水塘一待就是六年。我在《记忆清水塘》这篇文章里说“我终归不属于她”，这么多年了，老实说我依旧没把清水塘这片地方摸个透彻，其熟悉程度不及李念筠的三分之一。赶清水塘古玩商人走的时候正值我高三，清水塘的古玩铺就是在我人生最美好的这段时期里离开的，他们走的时候就像外公离开我的时候一样，今天还活生生的，一早起来，便是什么也没有了，留下一点发黄的梧桐叶，在空空的清水塘路上旋转飘荡。

    然后就是这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北正街要拆，突然就有一股电流似的东西穿过我的身体，让我浑身发热，“我必须去那里看看！”我这样在心里说着。我家从前就住在北正街以北的大王家巷，这是在家长们的谈话中无数次谈起的，然而我对于这样一片地方却知之甚少，去的也就更少，如果不是因为这次去扫街，估计在北正街被拆迁之前我是不会有机会再去那里看一次了。不过有句话说，中国人的信仰就是信祖宗，我始终相信，中国人的故土情怀总是根深蒂固的，北正街对于我来说就好似一片圣地。这就像许多台湾人对于他们在大陆的祖籍故里的感情一样，虽然他们生于台湾长于台湾，但是对故乡总是有一般无法断绝的幻想和思念。

    真的走进北正街这片 “老长沙”之地，你就会为这里的乡里民风而感动。木质的阁楼、小房子墙壁上蝙蝠的纹饰、残破模糊但依稀可见其周正有力的牌坊题字，无不透露着历史的沧桑与辛酸。“这里是好几代长沙人生活的地方啊！”，在北正街的路上我碰到这样一位中年男人，向我们倾诉甚至是控诉他内心的无奈和惋惜。从周南中学边走过，从国营工农兵粉店走过，从各式无名的理发店、零食店走过，我仿佛看到了很多很多年前站走这条街上奶奶和爸爸，一个是在路边店前久久徘徊不愿回家的孩子，一个是站在家门口踮起脚尖向外盼望的母亲，在金黄的太阳光下，这样的想象突然一下子变得好美。“这北正街一拆，你要我们搬到哪里去咯！”，那个男人接着说，似乎有千言万语。他的女人拍了拍他的肩，低声而急促的说：“走吧走吧！”他们于是很快地便消失在我的视野里了。走吧走吧，千年的历史，百年的情怀，终究敌不过一个“走”字呵！

    我无能为力，老北正街终究是要走的，这里的人们也终究是要离开这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的。只是我想，多年以后，他们又站在叫做黄兴北路的这片钢筋混凝土废墟面前，会不会还会想起童年的小木马和油炸货，少年时在小巷里压马路的朦胧与美好，还有从这里走向社会时邻里的祝福与鼓励？那些规模稍大点的房子至少还能得到一个异地重建的口头承诺，可是更多的无名小楼呢？却是注定要惨死在挖掘机的钢臂下了，粉身碎骨，连一点完尸都不会留下。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豆瓣电台恰好在给我放Adele的Someone Like You。“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毋须烦恼，终有弱水替沧海），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抛却纠缠，再把相思寄巫山）”如果有朝一日，人类文明可以重来，我甚至有这样不争气的希望，希望那些可爱的人们，那些精美的建筑，能够在一片真正爱它们的热土上，另寻沧海。

                                                            四月六日

                                                      壬辰年三月十六

谷成强

    潭州的城市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中间一条江将城市分为东西两岸，江中有一座小洲，人们可以随时上洲游玩休憩。上班的人们，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去潭州美食街花一块钱，买一碗臭豆腐，——这是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两块；倘肯多花几块，便可以买一碗糖油粑粑，或者兰花干，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块，那就能买一样热卤四合一，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西装的，才踱进店面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美食街的挽达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之下，羼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谷成强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谷成强是站着喝酒而穿西装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灰脸色，黄黄的脸皮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西装，可是又脏又破，似乎上千年都没有补过，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历史风云的，教人半懂不懂的。谷成强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谷成强，你那灰土色的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来两瓶白沙啤酒，要一碗臭豆腐。”便排出九元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去别人家地盘捣乱了！”谷成强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在咱们挽达酒店占着地盘不走，还躺在大厅睡大觉。”谷成强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占地盘不算……占！……我们文化人的事，能算占么？我们这是行为艺术！”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五代十国”，什么“唐诗宋词”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谷成强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无处容身的地不利。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习得一点点宋代史，便替人家钞钞书，说说历史，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爱趟地上睡觉。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乱躺下。

　　谷成强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谷成强，你当真了解历史么？”谷成强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个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也捞不到呢？”谷成强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唐诗宋词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谷成强，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谷成强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宋朝有几个皇帝，都叫啥？”我想，以地为铺以天为被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谷成强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知道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历史应该记着。将来当了市长，规划要用。”我暗想我和市长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市长也从不拿历史当回事；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就是有9个么？”谷成强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但那是北宋的，南宋的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谷成强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有几回，邻舍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谷成强。他便给他们兰花干吃，一人一片。孩子吃完干子，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谷成强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干子，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谷成强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大约是雷锋纪念日前的两三天，挽达酒店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谷成强长久没有来了。这大堂的地上还有他的席子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被人家剜了肉呢。”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乱来。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跑到市政府前面打地铺睡觉。他家的地盘，乱占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检查，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还打掉一块肉呢。”“后来呢？”“后来还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雷锋日过后，春风是一天暖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夏；我整天的扇着扇子，也须穿上短袖衣服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谷成强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黄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的彩条布做的衣服，盘着两腿；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谷成强么？你那凉席还在我大堂里呢！”谷成强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带走吧。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谷成强，你又乱睡人家地盘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乱来，怎么会打断腿？”谷成强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块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谷成强。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谷成强的地铺还没挪走呢！”到第我们是谁二年的端午，又说“谷成强的地铺还没挪走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谷成强的确死了。

就长沙古城墙的保护回答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1、  一切散步等行为最终目的是什么？救下全部城墙，还是扩大被救下的城墙的部分？还是展示下自己的态度？

答：我的态度在一开始就是主张根据宪法和集会游行示威法的规定，看能否在体制允许的框架下进行相关的意见表达。我在和@梁伯钦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主张应该先依照文物保护法，看在文物保护的范畴内，通过专家的介入来解决城墙的保护问题。后来我的态度有所转变。个人认为采取散步的方法表达意见并不可取。理由是民意不够集中，因为这次城墙事件长沙市民了解的不多。在一月份的时候@柳肃教授（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发的微博：“古城墙（原址）保护可能保不住了。”曾经引发了热议，当时舆论的声浪还是蛮高的。后来市政府表态古城墙会原址保护，并且保护长度将不少于20米，于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舆论。之后可能是出于某些原因，长沙主要媒体的选择性噤声，以至于后来还发现了五代时期城墙的消息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柳肃教授。所以我一直强调在这次事件中开启民智，让民众知情很重要，没有大多数人的支持，少数人的呼吁很难成气候。如果发动散步，其目的也就在于此吧。

至于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二月中旬在熬吧读书会，@柳肃教授和@刘三爹（刘叔华）关于长沙古城墙和建筑历史的讲座上，二位就讲了。上策是政府收回万达建设用地，120米城墙开发成遗址公园；中策是保留最富历史价值的20来米城墙其余异地保护；下策是全部异地保护。我们的目的当时是希望最终能全部保护，后来政府兼顾经济利益的考量选择了部分原址保护。一开始我并没有多大意见，但是后来听说五代城墙的事和剩下100米城墙的不科学迁移，使我对此事有了新的看法。

2、  全部保护城墙对万达的经济损失和对政府的经济损失有多大？

答：首先要说，万达在这次古城墙的保护中并不是有的人想象中那么暴力无情。自去年十一月发现古城墙以来，万达停工了近5个月，每月损失一千多万。当然，作为地产老大和一个社会企业，万达有责任和义务为文物保护让路。长沙万达公馆的广告中，万达公馆房子均价是15000元每平方米，楼盘面积平均是150平方米，除住房外，还有购物广场的开发项目。如果全部保护城墙，首先需要从头到尾修改设计方案，这其中涉及到审批、规划、消防、建筑等各个方面。4月1日是湘江的汛期，也就是说如果要全部保护必须要在4月1日前做出全套方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长沙市政府也曾组织了多次专家论证会。作为这次古城墙保护首要宣传者，@柳肃教授多次表示，作为建筑学方面的专家，他只能从建筑学角度给出相关建议，然而古城墙的保护涉及到方方面面，出于负责任的态度，他在很多时候也无能为力。但是@柳肃教授所作的种种努力我们不应该忘记。关于对政府的损失，我这里有一例，就是广州的南越王宫遗址案例。当时广州市政府花了数亿元从开发商手中收回土地，将遗址全部开发成公园和博物馆。虽然说在经济实力上，长沙不及广州，但是政府收回土地，个人认为还是有其可行性的。

3、  古城墙的价值有多大？

答：这次在万达工地发现的宋代古城墙是国内所罕见的。经过专家认定，这段古城墙年代始于南宋初期，历经元、明、清至民国时期，见证了长沙城址与湘江岸线的千年变迁，可称长沙千年历史的载体。这次发掘出来的城墙，里外共两层，宋代城墙在里，明代城墙在外，明代城墙就叠压在宋代城墙的墙基之上，用专家的话说：“这简直就是一段叠压的千年长沙古城演进史”。在城墙部分青砖上还清晰刻有“长沙”、“宁乡”、“善化”等地名和“忠义军”等字样。而在这段城墙的东北边不远即是营盘街。据史料记载，这曾是抗金名将、大诗人辛弃疾率领“飞虎队”的驻地。“飞虎队”是辛弃疾任湖南安抚使期间组建的一支抵御金兵的地方武装。此外，南宋时期，当时不少自发组织的保家卫国武装都称为“忠义军”。城墙是古代城市的守护者和城市兴衰的记录者，它会用它的建制、伤痕、材质，告诉我们远隔千年的时空曾经的繁华和蹒跚落幕。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和文明发展的最高峰，但长达百年的抗敌战争以及“崖山之后无华夏”的历史让宋代城墙保存到当下的已很罕见，全国仅有十几处，湖南此前仅在茶陵县发现一处，现已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而与之相比，多个朝代叠加的长沙古城墙价值显然更高。因而，对于这一重大考古发现，有专家称之为“堪比马王堆”。【1】长期从事长沙历史建筑修葺保护工作的刘叔华则说，随着长沙地下几乎被开发完毕，“这可能是长沙保留的最后一段古城墙了”。【2】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据报道在万达工地还发现了一段五代时期的城墙，但是出于某些原因，这个消息一直未报，只在新浪微博上有零星传播。据悉这段五代城墙将整体搬迁。

参考资料：

【1】人民网：长沙古城墙方案：仅六分之一原地不动 作者：渠洋

【2】中国科学报：长沙古城墙原址保护遇阻调查

                        三月五日

                 壬辰年二月十三 惊蛰

从乌坎选举浅谈对中国政改的看法

2012年的开年注定是个热闹的开年。韩寒与方舟子的争斗从简单的双方博弈渐渐上升为对言论自由限度的大讨论；经济领域的吴英案因其量刑问题成为了开年一件重大的法治事件；而二月一日广东乌坎村村民选举委员会的直接选举也同样牵动了许多人的心。一场村级选举为何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乌坎选举的背后又能折射出怎样的深远意义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实行村委会直选是村民的基本权利，保障村民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参与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然而，长久以来，由于上级政府的干预、农民政治素养不高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村委直选的不透明化和形式化，进而出现贿选、假选的现象。而乌坎村的这次选举之所以受到众人的关注并有机会成为我国基层政改的开端事件，就是因为其在选举公开化、透明化，以及农民有序政治参与上所体现的进步。

二月一日的选举于早上八时开始。据统计，乌坎有选举权的公民为7688人，到投票结束共收到有效选票6280张。这场选举的看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设立了秘密写票处，二是全程向国内外媒体开放，三是投票秩序井然，农民投票积极性高。这三点中，第一点体现了对村民选举权和隐私权的尊重，第二点体现选举透明、监督原则，第三点则是打破了长久以来“低素质无民主”的论调。

在乌坎选举之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广东走访了企业、村庄。在广州市江高镇水沥村考察时，温家宝说：“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应该看到，绝大多数群众是有眼力、有识别能力的。”不管中共当局对这次乌坎村选举的态度如何，至少，它已经在很多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在当前社会矛盾突出，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是具有重要启示作用的。

在国外的一些新闻网站下的评论里，常常可以看到很多要求推翻中共统治，掀起人民革命的评论。然而，我不认为革命是解决当前各类问题的最佳途径，相反，是最糟糕的办法。杨小凯先生在《中国政治随想录》里说：“革命只会复制专制……革命和改朝换代根本不像史书上说的那样灿烂辉煌，对大部分人而言，它意味着生灵涂炭，意味着人的征服心、损人利己本性的大发泄。”自八九事件以后，中国的各种阶层，尤其是学生阶层，已渐渐丧失了应有的锐气、冲动和无畏精神。教科书里，他们学到的是改革开放的大好成果，当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他们也时常被要求明哲保身。少了知识分子阶层，便少了能凝聚共识的重要力量，而革命却是要凝聚共识的，否则到最后，只会是地痞流氓的混战，或是遭到国家机器的残酷清算。

那么既然革命不行，改革便成了唯一出路。有的人认为，应当无条件立即开放党禁、报禁，实行政府领导人全国性的直接选举。这样的观点又未免太激进了一点。以开放党禁为例，成立一个党派必然要考虑到党派的性质问题，代表谁的利益问题。假设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与中共同台竞争执政权，这就势必会牵扯到国体、政体的问题，最后可能还是得回到革命的层面上去。因此，我们要理想主义，但也要放弃对理想主义单独解决社会问题的迷信。在《随想录》里，杨小凯先生又说“民主政治改革的条件尚未具备”，其观点可简要概括为革命不可取、私有制不成熟以及中共的朝代演进不到时机，他所说的实在可为真理。

现在的中国社会，缺少有足够分量和话语权的中产阶级，而这个阶级恰是推进改革领域中最肥沃的土壤。个人认为，中国的政改需要体制内外的力量循序渐进地推进，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切实保障公民的监督权，创造一切条件让人大代表敢说能说，让公民敢言能言。开放媒体新闻自由，让政府的行政真真正正置于阳光之下。良好的制度需要有效的权力制衡，一张反对票远比赞成票来得更有分量。

其次，健全的社会组织对于改革也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改革之一大关键就应当降低社会组织的登记门槛，鼓励社会组织的活动。社会组织是成熟的公民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仅能分担许多政府职能，而且普通民众也能通过参与社会组织的活动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也是对公权力监督的一支重要力量。

另外，改革还应当包含思想学术方面的进步，即加快高校去行政化进程，充分保障学术与思想自由。高等院校中充满各种富有活力的社会实验，以及持不同思想和意见的学生与知识分子，有思想火花的碰撞，社会才会更加多元，改革的背后才会有有力的智力保障。

至于选举改革的问题，乌坎经验已经告诉我们，素质论不应该成为不能推行民主的理由，只是我们需要耐心和时间去投入到社会改革的潮流中去。只有基层民主得到彻彻底底的落实，县市级、省级乃至全国性的选举改革才会有迈开步子的勇气。中国未来的道路还很长，在这条道路上，需要的，是我们逐渐成熟的公民意识和越来越富有责任的社会参与。

                                                                          
                           二月七日

                        壬辰年正月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