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上一条黄丝带

   今天是汶川大地震四周年纪念的日子，一如四年前的天，平静而温暖；一如四年前的你，平凡而普通。69226条生命在天堂依然鲜活，十三亿七千万人民在华夏大地上依旧继续前行。一场地震，注定了五月的悲哀，那是突如其来的离别与逝去，是无情和无奈的决绝与抛弃。我们深感在自然面前的无力，但同时也切身地发觉在国家前行的路上你我个体的有力，以有力对抗无力，以责任藐视无情，正是在灾难面前，在时间之河里奔跑的动力。

   时间就是这样快速而不留痕迹，然后有些伤痛却难以抹去。还记得四年前你的模样与生活吗？

   我始终都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小女子。四年前，我大三，禾子也大三，但他在四川。知道地震的第一反应是联系禾子。后来这四年，我们所有的联系加起来也不过那几日多。饭否的第一条信息也是为禾子祈福平安。其实我们成长过程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比友情多，离爱情又很远，想起来不会有遗憾，平和而温暖。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这样记录那一天的心情往事。四年的时光很长，以至于那些点点滴滴逐渐遗忘；四年的时光也很短，短到欢笑与悲哀，平静与震颤恍如昨日。

一场地震，究竟可以给我们，给这个社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多少变化？如果说四年前的地震开启了公民社会的建设之路，那么这四年便是一段伟大而曲折的实践之路。今天我们看到，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公共事件的讨论中来，更多的人会去为了自己的权利而呐喊。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微力量的道理，能够兴邦的不一定是灾难，而却是每一个鲜活的个人的努力与争取。

   如果说四年前的地震之殇激起了一次爱国主义的集中爆发，那么四年后的今天，爱国主义仍然在这片土地上持续发酵。只是，不同的人的爱国主义有着不同的定义。我们可曾想过，失去了冷静思考和独立分析的爱国主义，会否会跌入集体无意识的怪圈和极端聒噪的群体疯狂？不过，我们应该始终相信，也必须确信，爱国主义永远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在越来越成熟的国民面前，它会是引领我们前行的航标。

   四年过去，在经历了那场灾难后，我们需要认识到，理性与良知，常识与信仰，仍然离我们有一定距离。今天，让我们再一次系上那一条缅怀的黄丝带，让五月的悲哀化为我们的清醒，守住生的原则与底线，让逝者安息，生者更加奋然而前行。

                五月十二日

              壬辰年四月廿二

帝国的残喘：浅谈晚清预备立宪

     笔者按：本文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作业，考虑到课程的政治性质，我对本文中我的观点倾向和文章内容作了必要的修改和删改。另外，由于本文创作时间较短，在本文创作过程中引用参考了大量资料。宪政与民主是一个宏大讨论话题，本人知识水平有限，目前还不适宜讨论这个话题，本文应付之作，看看即可。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尽管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在权力斗争中又击败了光绪帝重新执掌了政权。但是腐败，落后和封闭的清王朝连慈禧本人也开始感到不改革就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于是在清王朝的最后几年岁月里，统治者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政治改革”，试图挽救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帝国。这场改革，就是后来被人们所称的晚清“预备立宪”。那么，这场改革的过程是怎样，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要弄清这些问题，首先我们要来明确宪法与宪政的概念。所谓宪法，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自治地区、联邦制国家的州的最基本法律。而宪政是一种以法治为形式、以民主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现代政制。宪法与宪政之间有直接联系，而没有必然联系。诚如杨小凯先生所言，世界上有的国家有宪政而无宪法，而大多数国家有成文宪法而无宪政。可以说，宪法是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宪法的灵魂，二者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产物，在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对于在戊戌变法中还在极力镇压立宪派的清朝统治者来说，为什么到了帝国的最后几年突然改变想法，试图走上一条君主立宪之路呢？

一九零四年，日本与沙俄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爆发了日俄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了君主专制的沙俄。日俄战争日本的胜利，无疑大大刺激了大清国统治者以及臣民敏感的神经，也加强了人们对“宪政救国”的信心。国内立宪之声大起，甚至许多封建官员，包括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等都纷纷奏朝廷要求立宪。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被迫同意立宪。

光绪三十一年，清廷任命载泽、李盛铎、端方、戴鸿慈、尚其亨为考察政治大臣，赴西方十四国考察政治。他们先后考察了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制度，编纂的考察书籍大致叙述了各国政治的源流和概况，不仅对于改革政治和其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也使慈禧和光绪帝等开始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可见五大臣的出洋考察，无疑大大推动了预备立宪的进程。

光绪三十二年，朝廷正式颁布了“预备仿行宪政”上谕。在这道上谕里，清廷明确了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可见，清政府仍然牢牢把握了立宪的内容和决定权，事实上表明了这场运动的性质，即仍然是一次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预备立宪首先从官制改革开始，清政府做了以下三项改革措施。其一，是调整国家机关；其二，是改革官员任用制度；其三，初步确立起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权组织形式。在这三点中，又以最后一点最为引人注目。它是我国近千年封建社会以来，第一次从体制内部开始提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的概念，并且由不同的机构予以掌握。这其中，除了立法权尚由还未设立的议院行使外，行政权和司法权都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归宿”。（行政权由内阁及各大臣行使，司法权由大理院行使）

作为预备立宪中最为实质的内容——《钦定宪法大纲》，终于在光绪三十四年予以颁布。一同颁布的还有《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等文件。清政府同时还规定了九年的“预备立宪”期，以期做好应有的准备和过渡。不过，九年的预备期，对于迫切想要改革的立宪派来说，无疑太长了一点。很快，民间就爆发了国会请愿运动，立宪派要求缩短预备立宪年限，并且速开国会。同时，清政府还面临着来自革命派的巨大压力，作为比立宪派更加激进的革命派，他们的要求则是彻底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不得不做出让步，将九年预备立宪期改为五年，并且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颁布了比《钦定宪法大纲》有重大进步的《十九信条》，只是此时，历史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留给这个帝国了。

清帝国终于在更加浩荡的革命中走向了灭亡，回顾这场在帝国最后几年里进行的立宪运动，又能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意义和启示呢？我认为，这场运动至少有两点积极意义。首先，它是对封建社会以来的法制传统的一次重大突破。在这之前，中国历朝历代没有真正意义的“法”而只有“律”。而在预备立宪时，西方现代法制精神开始出现在华夏大地上，分权与制衡的理念开始出现在统治阶级的思维里，司法独立的概念也一直在试行筹办。第二，预备立宪是对思想界的一次启蒙，它开启了民智。在《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立宪派翻译出版了上百种西方政治思想著作，创办了许多新式报刊，这些，都为宣传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对于促进当时中国的进步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然而正如留洋五大臣在奏折里所述，立宪有三大利，曰“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因此，晚清的预备立宪，最终也就只能算是帝国最后的苟延残喘罢了。

                              四月二十一日

                              壬辰年四月初一

我为什么创办《样范》

一段时间以来，有很多朋友就《样范》这本杂志问了我许多问题，我想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做一个交待了。其实关于这本小杂志，我起初是不抱有什么信心和希望的，纯粹是把它当做茶余饭后的玩物罢了。

我初中的时候和一群好朋友搞了一个叫ES的小团体，搞一些电脑方面的东西，工作就是装逼和故作技术流，当然主要是满足我当领导的愿望。到高中之后，这个小团体就没做过什么事情了，基本处于解散的状态。2010年时，那时我已成功的从左派转型为右派，并且渐渐对媒体发生了兴趣。当时我相当崇拜南方系，觉得这一众刊物怎么会这么敢做，怎么会如此给力。高三那年，我没好好读书，所谓针砭时弊和无病呻吟的文章倒是写了不少，只是满腹牢骚没处发泄，而且臣服于分数和排名，我也不敢轻易把有一些文章往考卷上写。于是我琢磨着往报纸杂志投稿，首先就想到了南方系，不过再想还是算了，在那儿写文章的都是大牛人啊，我这小辈往那儿投文章简直就是自取其辱。

所以，《样范》诞生了。我想办这样一份网络杂志，让自己有能够说话的地方，让我们有敢说话的地方。

我把这个想法给我的好朋友Stone说，我说我们以前不是有个ES吗，干脆把ES拿来“兼营”传媒业务吧。我们一拍即合。关于杂志的名字——样范，具体怎么来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当时有很多备选名字的这个情况是肯定的，至于为什么最后定下了“样范”，那就是个永远的迷咯。“样范”出自于长沙方言，意为外形、模样、态度，这是一个长沙人都熟知的词。每每听到它，我仿佛就好像看到了童年母亲训斥我时的样子，回到了在长沙市井街巷中穿梭的岁月。植根本土，体味基层，从来就是我，以及《样范》一直所追寻的理念和精神。

第一期《样范》非常粗糙，内容也不精。白色的封面上就印着两个繁体的“样范”两个字，或许就好像我以及无数个像我一样的人，苍白无力，但是前路开阔，尽可快意书写。《样范》一开始没有发刊词，现在我拿来作为发刊词的《自由思想》，是第一期《样范》的第一篇文章。我非常感谢Stone写了这篇《自由思想》。那时他要准备计算机奥林匹克比赛，而且他也不常写文章，能雪中送炭地给我这一篇，算是非常难得了。当时Stone问我，写什么好，我说，随便你吧。我还打趣道：“我们‘样范’秉承不审查，不删减的原则哦。”

自由思想，这既是《样范》的价值观，也应当是我们所有人所追寻的价值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陈寅恪先生墓志铭上的话，近一百年来，不断地为人们所提及。据说当年的清华大学的校训后面还有八个字，就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可见其重要的精神内涵。当代中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僵化灌输，许多人已经变得根本不会思考，不会判断了。这就直接导致了常识的匮乏，谣言的四起以及精神家园的空虚，他们的生活，如行尸走肉一般，毫无生气。可是有人觉得，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如果人人都有不同的思想，都有“异质思维”，那么社会秩序岂不会乱套？我非常反对这种观点，自由地思想原本就是我们的权利，它也是个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保留思想的自由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联合国于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里就写到：“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之自由。”自由地思想，这既是我们都应该接受的价值观，也是我们走向宪政民主之基础。只有我们自由地思想，才会有观点的碰撞，才会有左与右的争鸣，人的价值就是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体现的。纵使我们大都是是沉默的大多数，但是，沉默的人都应有着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精神家园。一个自由的思想者需要这样的一个地方。

《样范》是一本所谓的网络独立杂志。近年来，出现了很多由学生创办的独立杂志，譬如《北斗》、《独立阅读报告》等，并且这些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传统纸媒体和新兴网络媒体（如微博客）已经深入人心的趋势下，网络独立杂志的未来在哪里？它的发展路线又是否明晰？在当今中国，网络独立杂志还处于起步阶段，既缺少足够的气候，也缺乏必要的体系。气候的缺少，就决定了其受众的的范围只能局限于一小部分人，杂志的传播，也就仅仅只能靠朋友间的宣传或者网络社群上的分享；而谈到体系，这里我主要讲的是监管体系，网络独立杂志处于新闻出版的灰色地带，这就意味着它们要承受潜在的政策与法律风险，而杂志内容一旦拿捏不好，就或许会触动某些人的敏感神经，这在中国，是非常尴尬而危险的事。但是不管怎么样，网络独立杂志毕竟为志同道合的人提供了一个宽松、能随心所欲地说话的地方，提供了一个思维碰撞、观点博弈的舞台，这些，都是建设成熟而文明的公民社会所必需要的东西。

很多人会惊讶说，我办《样范》而我居然是一个工科生。然则文与理，其实与梦想并无多大联系。作家王小波就是从理科男转为了文科男。就现阶段来说，我有两个理想，一个是我的职业理想，做一名出色的机械工程师；一个是我的事业理想，就是投身新闻出版的大潮。职业与事业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其目的，都是奔着实现人生价值而去的。

最后我想说，我们的《样范》团队，仍然缺少给力的人马。我们没有像样的美术编辑，也缺少懂排版技术的文字编辑，还缺少伶牙俐齿的发行人员。在文章的最后，打个广告，欢迎聪明的你加入我们，让更多的读者看到我们的《样范》，以及真正的，青年人的样范。

四月十五日

壬辰年三月廿五

另寻沧海

    如果不是因为长沙古城墙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对自己的故乡长沙投以如此之大的关心。我在长沙生活了近20年，目睹了身边这座城市大大小小的各种变化。晚报大道从一片泥泞崎岖的土路，变成现在的直通长沙东西的交通要道；从前感叹从家里到一中要绕一个大弯，到年嘉湖隧道最终修成；还有武广长沙南站在黎托拔地而起。我一直这样想，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大，以后出门在外宣传起来也会更有底气。

    至于城市发展过程中对于老建筑的破坏问题，我从前是从来没有过多想过的。我以为，那些不过都是些可以轻易解决的问题罢了，那些钉子户要的无非是些钱，政府多给他们些便是。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习惯以距离的远近决定感情的亲疏，对于离自己身边比较远的东西，人也好，物也好，感情总是很寥寥，没有什么好因为它们而哭天喊地的。有点博爱精神的，至多，不过在它们离去时围观捧场，说几句客套话，也就算是很大的作为了。

    直到身边的点点滴滴消失在我的生活，我才开始有了那么一点“乡土情怀”。清水塘的离开就是这样的一例。她走近我的生活，又从我生活里悄然而热闹的褪去。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是没想过去清水塘路88号的一中的，南门口的那个中学其实是我的第一选择。那个时候我觉得，清水塘之地，文物贩子的聚会场所罢了。后来没想到因为一些机缘巧合，我在清水塘一待就是六年。我在《记忆清水塘》这篇文章里说“我终归不属于她”，这么多年了，老实说我依旧没把清水塘这片地方摸个透彻，其熟悉程度不及李念筠的三分之一。赶清水塘古玩商人走的时候正值我高三，清水塘的古玩铺就是在我人生最美好的这段时期里离开的，他们走的时候就像外公离开我的时候一样，今天还活生生的，一早起来，便是什么也没有了，留下一点发黄的梧桐叶，在空空的清水塘路上旋转飘荡。

    然后就是这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北正街要拆，突然就有一股电流似的东西穿过我的身体，让我浑身发热，“我必须去那里看看！”我这样在心里说着。我家从前就住在北正街以北的大王家巷，这是在家长们的谈话中无数次谈起的，然而我对于这样一片地方却知之甚少，去的也就更少，如果不是因为这次去扫街，估计在北正街被拆迁之前我是不会有机会再去那里看一次了。不过有句话说，中国人的信仰就是信祖宗，我始终相信，中国人的故土情怀总是根深蒂固的，北正街对于我来说就好似一片圣地。这就像许多台湾人对于他们在大陆的祖籍故里的感情一样，虽然他们生于台湾长于台湾，但是对故乡总是有一般无法断绝的幻想和思念。

    真的走进北正街这片 “老长沙”之地，你就会为这里的乡里民风而感动。木质的阁楼、小房子墙壁上蝙蝠的纹饰、残破模糊但依稀可见其周正有力的牌坊题字，无不透露着历史的沧桑与辛酸。“这里是好几代长沙人生活的地方啊！”，在北正街的路上我碰到这样一位中年男人，向我们倾诉甚至是控诉他内心的无奈和惋惜。从周南中学边走过，从国营工农兵粉店走过，从各式无名的理发店、零食店走过，我仿佛看到了很多很多年前站走这条街上奶奶和爸爸，一个是在路边店前久久徘徊不愿回家的孩子，一个是站在家门口踮起脚尖向外盼望的母亲，在金黄的太阳光下，这样的想象突然一下子变得好美。“这北正街一拆，你要我们搬到哪里去咯！”，那个男人接着说，似乎有千言万语。他的女人拍了拍他的肩，低声而急促的说：“走吧走吧！”他们于是很快地便消失在我的视野里了。走吧走吧，千年的历史，百年的情怀，终究敌不过一个“走”字呵！

    我无能为力，老北正街终究是要走的，这里的人们也终究是要离开这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的。只是我想，多年以后，他们又站在叫做黄兴北路的这片钢筋混凝土废墟面前，会不会还会想起童年的小木马和油炸货，少年时在小巷里压马路的朦胧与美好，还有从这里走向社会时邻里的祝福与鼓励？那些规模稍大点的房子至少还能得到一个异地重建的口头承诺，可是更多的无名小楼呢？却是注定要惨死在挖掘机的钢臂下了，粉身碎骨，连一点完尸都不会留下。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豆瓣电台恰好在给我放Adele的Someone Like You。“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毋须烦恼，终有弱水替沧海），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抛却纠缠，再把相思寄巫山）”如果有朝一日，人类文明可以重来，我甚至有这样不争气的希望，希望那些可爱的人们，那些精美的建筑，能够在一片真正爱它们的热土上，另寻沧海。

                                                            四月六日

                                                      壬辰年三月十六

谷成强

    潭州的城市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中间一条江将城市分为东西两岸，江中有一座小洲，人们可以随时上洲游玩休憩。上班的人们，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去潭州美食街花一块钱，买一碗臭豆腐，——这是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两块；倘肯多花几块，便可以买一碗糖油粑粑，或者兰花干，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块，那就能买一样热卤四合一，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西装的，才踱进店面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美食街的挽达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之下，羼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谷成强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谷成强是站着喝酒而穿西装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灰脸色，黄黄的脸皮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西装，可是又脏又破，似乎上千年都没有补过，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历史风云的，教人半懂不懂的。谷成强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谷成强，你那灰土色的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来两瓶白沙啤酒，要一碗臭豆腐。”便排出九元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去别人家地盘捣乱了！”谷成强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在咱们挽达酒店占着地盘不走，还躺在大厅睡大觉。”谷成强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占地盘不算……占！……我们文化人的事，能算占么？我们这是行为艺术！”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五代十国”，什么“唐诗宋词”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谷成强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无处容身的地不利。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习得一点点宋代史，便替人家钞钞书，说说历史，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爱趟地上睡觉。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乱躺下。

　　谷成强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谷成强，你当真了解历史么？”谷成强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个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也捞不到呢？”谷成强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唐诗宋词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谷成强，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谷成强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宋朝有几个皇帝，都叫啥？”我想，以地为铺以天为被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谷成强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知道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历史应该记着。将来当了市长，规划要用。”我暗想我和市长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市长也从不拿历史当回事；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就是有9个么？”谷成强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但那是北宋的，南宋的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谷成强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有几回，邻舍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谷成强。他便给他们兰花干吃，一人一片。孩子吃完干子，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谷成强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干子，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谷成强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大约是雷锋纪念日前的两三天，挽达酒店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谷成强长久没有来了。这大堂的地上还有他的席子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被人家剜了肉呢。”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乱来。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跑到市政府前面打地铺睡觉。他家的地盘，乱占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检查，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还打掉一块肉呢。”“后来呢？”“后来还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雷锋日过后，春风是一天暖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夏；我整天的扇着扇子，也须穿上短袖衣服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谷成强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黄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的彩条布做的衣服，盘着两腿；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谷成强么？你那凉席还在我大堂里呢！”谷成强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带走吧。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谷成强，你又乱睡人家地盘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乱来，怎么会打断腿？”谷成强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块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谷成强。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谷成强的地铺还没挪走呢！”到第我们是谁二年的端午，又说“谷成强的地铺还没挪走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谷成强的确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