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先生去世了。
如果不是这样一条悲伤的消息，恐怕汪国真对于很多人来说也只是一个停留在脑海中的，有印象，但又没那么熟悉的名字而已。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势必将掀起一阵关于汪国真，关于诗歌的缅怀和热议。
作品成熟于九十年代的汪国真，和海子、席慕容等人一道，是那个年代文青眼里的高山。而关于其诗歌本身，存在着许多褒贬不一的看法。有的人觉得：
如果说海子、顾城、食指等这些朦胧派诗人是“月亮”，代表着一个特定年代的理想主义，那么汪国真就是那“六便士”，从自身个体出发，写出了人人都能看懂的、可以寻找到共鸣的诗歌。
而进入新时代后，许多人把视点聚焦在更为现实的社会变革中，认为诗歌应当反映社会关切，他们对汪的诗歌提出这样的意见：
做除了写诗以外的任何事，多关注关注社会，回过头来再写诗，或许还能有点看头。
这不是一个诗歌流行的年代，相反，是一个诗人与诗歌受到嘲讽和戏谑的年代。其原因一方面，是基础教育对于诗歌特别是现代诗歌不太重视，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体裁不限，诗歌除外”；另一方面，“梨花体”这样的诗歌出现让人觉得诗歌写作的门槛很低，许多人因此而写出来的所谓诗歌从某种程度上拉低了当代诗歌的整体水平。
宋人严羽在《诗话》里写道：诗者，吟咏性情也。过去，诗歌是人们抒发理想、传递爱情的重要载体，而今，随着语音、视频等富媒体形式的出现，人们不会再选择诗歌来表达内心的想法。当理想主义和情怀不再作为诗人身上的标签，而是成为商人作为商业宣传的背书，诗歌便确乎成为了一小撮文艺青年才会拥有的珍奇。
愿汪国真先生的离去，只是告别，无关遗忘。
四月二十六日
乙未年三月初八
